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那个时候，我生活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地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人有生物学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读初中的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被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地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分布不均而困扰。

　　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但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得不尽如人意。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300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仍然饱受疟疾的困扰。

　　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资源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疗蜘蛛咬伤。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社会上很多的人。21世纪初期，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特别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了解了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并且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更是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大学的教育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

　　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地将我所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知识分配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到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

　　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与知识应该更加均衡地分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就不再需要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找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